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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古巴，有人想起雪茄、朗姆酒和莫吉托，有人想起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但说起古巴文学，您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首先想起的，或许是在古巴生活多年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而对古巴文学本身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新中国成立至今，译介到国内的古巴文学作品仅有几十种，这也难怪古巴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今天，就让我们穿过想象的光影，一探古巴的文学、影视的现实图景。
2024年4月26日，古巴哈瓦那，民众坐在海滨大道上。
混杂的多元文化
最初的古巴，是加勒比海安的列斯群岛中一个没有名字的“大岛”。1492年，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发现美洲，“大岛”的宁静随之被打破。登岛的西班牙人听不懂土著居民的话，感觉像在“黑暗中游泳”。此后，哥伦布将这个美丽的岛屿冠名为“胡安娜”，岛上的一切事物也被重新命名，有了西班牙语名字。土著文化被西班牙文化“覆盖”，只在语言层面留下一些印记。因此，与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古巴的文学是由西班牙语写就的。
1930年，著名西班牙诗人、戏剧家费德里科·洛尔卡从纽约前往古巴。他写道：“船开了，缓缓临近。棕榈，肉桂，芬芳馥郁，美洲的气息，故土有根，这是上帝的美洲，西班牙的美洲。这是哪里？是另一个西班牙吗？”洛尔卡来自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大区，在他眼里，古巴就是故乡的翻版：“这是世间另一个安达卢西亚吗？这是加利斯的明黄，略深了一度；这是塞维利亚的赤红，染了些许胭脂；这是格拉纳达的绿色，轻抹了鱼的磷光。”
不过，古巴这颗加勒比明珠从来就不止一种色彩。从16世纪初开始，大量黑人奴隶随着殖民浪潮抵达古巴，非洲文化由此成为构成古巴文化的另一重要元素。时至今日，这仍是古巴给人的重要印象。漫步哈瓦那，望着巴洛克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会有一种置身西班牙的错觉。行走于各种肤色的人群中，就能切身感受到古巴混杂文化的氛围。
古巴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曾经将古巴人身份的起源比作一道当地特色炖菜“奥西亚科”（Ajiaco）。这道炖菜由丰盛的肉菜混合熬制出黏稠的浓汤，加以古巴当地辣椒“aji”调味而得此名。后来费尔南多解释说，克里奥风味的“奥西亚科”很好地诠释了古巴民族的形成过程——
“一直以来我们的民族就像‘奥西亚科’，不断地有新鲜元素加进锅来一起炖煮……而就在这口炖锅的底部，新的物质产生，它们由那些新鲜元素在历史的大火中瓦解、分离，在丰富美味的混合物中沉淀下自己的精华。这就是个体特色的创造。厨艺的融合，民族种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文明的浓汤在加勒比的炉火上翻滚……”
古巴哈瓦那，沙沙舞乐队在市中心的街道表演。
古巴身份并不只存在于混合结果里，它还存在于这复杂的、不断瓦解又不断融合的形成过程中，新进元素的本质中，混合过程的外部环境以及时间的变迁中。
由此可见，古巴不仅是一个国家，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个融合了欧洲、非洲、亚洲和土著文化元素的大熔炉。
古巴音乐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核心。从热情奔放的萨尔萨到节奏感强烈的雷鬼顿，再到深情款款的波莱罗，古巴的音乐风格多样，每一种都承载着古巴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每年，无数音乐节和庆典活动在这里举行，如著名的哈瓦那爵士音乐节，它们不仅是音乐的盛宴，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
曾经在古巴留学一年的昊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消费品和通信服务的短缺是她和古巴人生活的日常。“我那时候都是拿着香皂、牙膏、清凉油、衣服什么的换纪念品。感觉古巴好像位于另外一个时空，处于一个暂时且部分地与岛外世界相隔绝的维度。大多数人无法接入互联网，价格太贵，近乎天价。对许多当地的音乐家和听众来说，要想获取音乐和其他数据很困难。这就导致大家更多的是参加线下的音乐活动。”
昊阳说，就音乐而言，古巴几乎没有商店可以以古巴人可承受的价格出售原创专辑。虽然一些商店出售古巴音乐作品，但它们的主要客户群体是游客。例如，古巴人几乎买不起最受欢迎的古巴提姆巴乐队Los Van Van的原创专辑，专辑在商店售价为 15 美元左右。“当地有两种货币，当地人用比索支付，外国人用红比或者美元结算。比索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购买力。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商店中，都没有官方途径可以获取例如碧昂丝等全球知名的艺人的最新实体专辑。人们通过U盘和蓝牙完成音乐文件分享。”
十几年前留学古巴的经历，让昊阳觉得当时的古巴，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我在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到了2021年，绝大多数古巴人还是没有信用卡的，由于互联网接入受限和邮政系统的不可靠，他们几乎没有网购。”
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古巴文化更少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使得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宗教、艺术、建筑，都更多地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特性，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它的魅力和活力。
神奇的现实
独特的历史成因造就了多元的古巴文化，也构成了古巴文学色彩斑斓的底色。直至19世纪，古巴才迎来其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西里洛·维亚贝尔德所著《塞西丽娅·巴尔德斯（天使山）》。古巴文学评论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认为，这部作品“如同一幅巨型油画，西班牙占领军的司令、总督、法院院长、警察局长、大庄园主、贵族、平民、仆役、黑奴……一一登上大舞台。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像西里洛那样以深厚、炽热的情感和对未来祖国的希望及信心，将糖厂的奴隶生活描绘得如此深刻、生动，将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权贵集团与百姓的对抗反映得如此入木三分”。
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
如果说《塞西丽娅·巴尔德斯（天使山）》是人们了解19世纪古巴社会历史的重要作品，那么在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文学世界里，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20世纪古巴文学那神奇的现实、诡谲的想象和澎湃的音乐感。卡彭铁尔，可能是最不该被遗忘的世界级文豪。
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巴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音乐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卡彭铁尔同时也曾经担任过外交官。卡彭铁尔16岁时就参加了先锋派作家集团，17岁时便已在哈瓦那的重要报刊发表作品。他在哈瓦那大学攻读音乐和建筑学，1924年，年仅20岁的他开始担任古巴重要杂志《广告》的主编，并投身于政治运动。
1928年，他因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被捕入狱，后在法国诗人罗伯特·德斯诺斯的帮助下秘密逃往巴黎。在流亡巴黎期间，卡彭铁尔结识了多位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如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等，并参与创办了西班牙文杂志《磁石》。
卡彭铁尔的代表作《人间王国》发表于1949年，不仅是一部堪称神奇现实主义“出道即巅峰”的小说，更在理论上为魔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改编了海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历程，通过几位主人公在革命中的浮沉，揭示了人类如蝼蚁般的命运，也解构了人类对于超然于历史的幻想。表面上，革命创造了全新的世界；事实上，它们却带来了全新的压迫。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主人公甚至想遁入动物世界，却发现鹅群和蚁族社会的压迫依旧。所以，这庸庸碌碌的人间王国，和动物世界并无二致；那些想要创造历史、改变社会的努力，往往只是重蹈覆辙的开始。
在这篇小说的序言中，卡彭铁尔详细阐释了他关于“神奇的现实”的观点，并指出：“整个美洲的历史难道不就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吗？”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之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卡彭铁尔之后，一大批优秀的拉美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作了无数名作：《佩德罗·巴拉莫》（1955）、《跳房子》（1963）、《百年孤独》（1967）、《酒吧长谈》（1969）……卡彭铁尔毫无疑问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
革命题材一直是古巴文学的最为醒目的标签之一。不论是19世纪的古巴独立战争，还是20世纪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战争，革命构成了古巴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也成为了古巴文学的重要题材。在译介到中文的古巴文学作品中，大部分都与革命文学相关。比如何塞·马蒂的诗篇《伊斯马埃利约》《纯朴的诗》和《自由的诗》，他的散文《我们的美洲》《美洲我的母亲》《玻利瓦尔》等。此外，国内还出版了大量与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相关的传记或日记等，如《我的一生：卡斯特罗访谈传记》《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回忆》《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等。这些作品进一步强化了古巴文学的革命色彩。
何塞·马蒂雕像于2014年1月24日在上海静安延富绿地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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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对古巴当代文学的译介，几近空白，只有莱昂纳多·帕杜拉的长篇小说《再见，海明威》、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的短篇小说集《33场革命》和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努涅斯的诗集《无限灰》等几部作品。
对绝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古巴文学仍是浮光掠影，十分神秘。这种感觉，恰似古巴诗人、1986年古巴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埃利塞奥·迭戈的描述：“太多的光/与尘埃/形成一道道别的墙/阻碍我想起一个/名字/的习惯/于是我开始想象自己是某扇门/夜不能寐/凝视着阴影处散发出的细碎声响/在那些分散排布的巨大柱子周围/在那一大片寂静中。”
人民的电影
“我是古巴，哥伦布曾在这里登陆，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是人类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土地。’哥伦布先生，谢谢你。当你第一次看到我，我正在欢歌笑语，我挥舞着棕榈叶向你致意，我曾以为你的船队带来的是欢乐。”
“我是古巴，船队夺走了我的蜜糖，只给我留下泪水。奇怪的是，蜜糖——哥伦布先生——它饱蘸泪水，却益发甜美。”
古巴的热带气候养出了大片甘蔗地，殖民地时期，制糖业成为古巴的支柱性产业，更让古巴有了“世界糖罐”之称。1964年，古巴艺术与电影工业委员会（古巴）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苏联）联合出品了一部剧情片《我是古巴》，苏联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通过旁白的形式展现了上面这段第一人称视角的独白。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获悉，该中心王二涛团队、张余团队以及何祖华院士团队在水稻免疫机制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5月15日，该成果以“水稻通过释放泛素制动器来激活由OsCERK1介导的免疫反应”为题，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为深入理解植物如何巧妙使用免疫系统这把“双刃剑”协调抗病、共生和生长的平衡奠定理论基础。
影片中，游动的长镜头和别出心裁的斜角度构图以极富诗意的方式，带领观众深入这片土地。从衣香鬓影的首都哈瓦那到遍地废墟的贫民窟，镜头时而穿梭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时而飞掠过丛林间的游击战，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动乱时期古巴的景致。
2023年5月28日，古巴哈瓦那，电影艺术和工业研究所举办电影海报展览。
实际上，古巴的历史，与殖民和革命纠缠颇深。古巴电影的内容也与这片土地所经历的一切息息相关。银幕从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汲取营养，外国控制、组织涣散、政治软弱、大庄园与乡村的凋敝等主题不时出现在影片中，是否满足政治需要甚至一度成为古巴电影价值的主要评判标准。
古巴社会变革引起了国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许多电影人受邀前来，为当时的古巴留下不少影像记录。与很多曾经“闭门造车”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不同，古巴电影的国际交流几乎从未中断过。1985年12月曾拍摄了《胡安·辛·辛历险记》的古巴著名电影导演朱里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被卡斯特罗告知要创办一所影视学校，时任古巴电影局(ICAIC)局长的加西亚·埃斯皮诺萨负责了此事，好莱坞二重唱组合杰克·莱蒙与格瑞格里·派克被聘请为国立电影学院的首批外国电影教师。近年来访古巴电影局和古巴国际电影学院的好莱坞电影人包括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斯蒂文·索德伯格、佛朗西斯·科波拉、西恩·潘和凯文·科斯特纳等国际影视名人。其中凯文还在讽刺古巴导弹的电影《惊爆13天》中出演卡斯特罗。
我国电影行业也早在2011年就与古巴电影进行过亲密交流。那年的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哈瓦那组曲》《红色城市》《毛里西奥的日记》《老房子》4部影片将古巴的社会风貌与自然景观带到中国银幕，其中《哈瓦那组曲》更是一举斩获了观众最喜爱的外国影片奖。
2016年，“影载中华情 圆梦新丝路”国际影片巡展与交流活动先后在苏州、泉州和南京三地举办新宿事件，古巴电影《人性》参展。凭借贴近生活的写实表达和对古巴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细腻刻画，该片获得中国电影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赞誉。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张永祎不无感慨地表示，从中“领略到别具一格的异国文化、异域风情和异样图景。能发现差异性，也能透视到中国的惊喜和中国的力量”。记者｜陈冰实习生｜李潇